本文所謂陳獨秀性命的最后時間，是指陳獨秀從1938年8月3日分開重慶抵達江津至1942年5月27日病逝于此三年多的時光，他性命的最后一程。
江津時代的陳獨秀
陳獨秀在江津時代的書法
流浪到荒僻小山村
1938年8月3日下戰書，陳獨秀攜夫人潘蘭珍從重慶搭乘搭座四五個小時的小客輪，沿長江下行抵達小城江津。
1938年7月2日，陳獨秀從武漢經宜昌輾轉抵達重慶，途中巧遇同親、同窗鄧季宣，經他又結識了江津名紳鄧蟾秋、鄧燮康叔侄。鄧家叔侄敬慕陳獨秀年夜名，約請他到江津棲身。陳獨秀也覺得重慶“政治前提和物資前提的不允許”，而江津“人事比擬閑適生涯比擬廉價”，為節儉生涯收入，也為人身平安斟酌，他應另一同親鄧仲純之邀達到江津縣城。他本預計在鄧家小住，卻遭鄧仲純悍妻閉門謝客。遇此為難，陳獨秀進退失據，夫妻倆只得另覓居處。
陳獨秀先后住過江津城內的郭家第宅、延年病院、施家年夜院、聚奎書院、溜馬崗鄧家院子、康莊等處，幾經反復。他借居江津時代，遭遇重慶“五·三”和“五·四”年夜轟炸，其地點的江舞蹈教室津也沒能幸免。1939年5月27日，他進住距江津縣城30多里的小山村鶴山坪石墻院，這里是前清進士楊魯丞的家。安慶淪陷后，陳獨秀的三兒子陳松年帶著祖母、妻兒亡命到四川，一家六口人住到了一路。經此折騰，嗣母謝氏于1939年3月22日病逝江津，陳獨秀悲傷很久。此后，松年一家遷居所任教的江津九中，陳獨秀恢復了和老婆相依為命的生涯。
關于陳獨秀最后在江津假寓于鶴山坪石墻院，有個主要說法是，這里的衡宇主人約請陳獨秀住抵家中，以便輔助收拾家學文獻。
本來，陳獨秀在重慶時代，偶然從地攤上發明一本楊魯丞所著《皇清經解》手本，很有愛好，出錢買下。到江津后，一次在品茗時他和鄧燮康提起此書，鄧告知他，楊魯丞就是江津人，在江津很著名看。陳獨秀說：“我花了兩地利間，反復看了幾遍，寫得不錯，有價值。”鄧又告知陳獨秀，昔時號稱經史大師的章太炎來川時，楊魯丞曾把手稿拿往就教，章不觀賞他的作品，批了“亂雜無章”幾個字，氣得楊魯丞沒完玉成稿就往世了。楊家后人聞陳獨秀所言，便托人收回約請。陳獨秀承諾為之收拾，也能完成寫了好久的《小學問字教本》。就如許，他住進了石墻院，此時石墻院主人是楊魯丞后人楊明欽。
石墻院地位荒僻，往復一趟江津縣城需求步行6個多小時。這使得陳獨秀的一些友人和先生無法時常過去看望，並且看報也成了一件艱苦的事。陳獨秀只能依附鄧仲純不按期的登門造訪，送來報紙雜志，才幹清楚外界的時局和信息。這一切都讓從年夜都會來此的陳獨秀覺得壓制和苦楚，究竟日子不克不及倒著過。后來他在給友人沈尹默的詩中將這種感觸感染展露無遺：
“湖上詩人舊醉翁，十年匹馬走燕吳；于今老病干戈日，恨不逢君盡一壺。村居為愛溪山盡，臥枕殘書聞杜鵑；盡學未隨明社屋，不辭選懦事丹鉛。哀樂漸平詩興減，西來病骨日支離；小詩聊寫胸中意，垂老文章氣益卑。論詩氣韻推天寶，無那心境屬晚唐；百藝窮通偕世變，非因才力薄蘇黃。”
他在1939年6月8日致臺靜農的信中也說：這里除了空氣較城里好，“一切均不甚如意，唯只要既來之則安之罷了”。顯然并不滿足。
石墻院是座石頭院落，1994年5月和2012年2月我曾兩次訪問。進內為三進，中心以庭院離隔。庭院年夜約200平方米，青石展地，周圍有雨槽，第三進正面是三間年夜屋，有擺佈耳房，自成小院，陳獨秀就住在右側耳房。臥室是一間10平方擺佈的小屋，房前留下關閉著半個“廳”，僅容一桌兩凳，是陳獨秀吃飯的處所，小院右側兩年夜間，年夜門有一年夜排隔柵，是陳獨秀寫作和會客的處所，小院中心有一個長方形花壇，中心有玉蘭一株，為陳獨秀所栽植。
“組建新黨非我所愿”
從1937年8月出獄，陳獨秀自南京經武漢到重慶，一路停止抗戰宣揚，號令全平易近族各派政治氣力結合起來抗戰究竟，展示出一個巨大愛國者的赤子之心。此間陳獨秀曾三度謝絕公民黨的籠絡、引誘和應用，既不受騙也分歧作，這讓蔣介石頗為不快，也很不安心，因此派人按期監督。
1937年8月23日是陳獨秀出獄的日子，午時，公民黨查詢拜訪統計局第三處處長丁默邨及鋒而試，到獄中迎接陳獨秀，盼望陳獨秀出獄后住到公民黨中心黨部的接待所（今南京湖南路10號）。陳獨秀不愿意，而是應本身的北年夜先生、國立中心研討院總干事、中心年夜學傳授傅斯年之邀住到傅家，后轉另一北年夜先生、時任金陵年夜學文學系主任陳鐘凡家，并從陳家踏上西行之旅。與陳獨秀構成光鮮對比的是，1938年4月，中共中心政治局常委、陜甘寧邊區當局代主席張國燾從延安潛逃武漢，陳立夫命丁默邨掌管“接待”，張國燾安然受之。
在南京，蔣介石派心腹、公民黨中心秘書長、教導部長朱家驊找陳獨秀晤談，約請他組織一個“新共黨”，承諾在他組織新黨時公民當局不只將賜與10萬元組織扶植運動經費的贊助，同時在公民參政會上為他組織的新黨保存五個名額，并設定陳獨秀進進公民當局任休息部部長。陳獨秀靈敏地識破了蔣介石的如意算盤，明白答復：“組建新黨非我所愿。”直言拒絕，不為所動。后來在武漢時投奔軍統的叛徒張國燾再次向陳獨秀提起組黨，也被他決然拒絕。
陳獨秀棲身江津時代，1939年7月，戴笠和胡宗南奉蔣介石之命（對陳獨秀說是以私家名義）曾往江津機密造訪。胡宗南與戴笠拿出預備好的《至公報》，心懷叵測地重提王明、康生歪曲陳獨秀為漢奸一事，意在安慰陳獨秀頒發進犯共產黨的說話，挑唆陳獨秀與中國共產黨的關系，以用作反共宣揚。不料陳獨秀非常警戒，他不為所動，漠然表現：此次進川，是為出亡而來，并不想介入政治，也不曾有過任何政治運動。“自己目光如豆，不愿意頒發公然談吐，引來莫名之爭，確定兩位，明天我們的對話，盡對不克不及見諸報刊，這是獨一的請求。”兩人一無所得后悻悻而回。
正因陳獨秀多次違反公民黨的政治意志，蔣介石對他頗不安心，派人按期監共享空間督。據時任江津縣縣長黃鵬基回想，重慶方面常派人來偵察陳獨秀的舉動，每一兩個月便要來問問。有一次，有個德國友人給陳獨秀打電報問候，間諜就當即登門盤問。章士釗曾往江津探望陳獨秀，也要先顛末蔣介石隨從室批準。臨別之際，陳獨秀送章士釗一段路后，便留步不前，說“我只能到此為止，不克不及越雷池一個步驟了”。如許的情況一向連續到陳獨秀往世。陳獨秀下葬時，衛戍司令部依然派人全部旅程監督，為他摒擋后事的鄧家叔侄，也遭到了間諜的嚴厲盤查。
兩種人的錢果斷不收
陳獨秀之所以批准住進闊別城市、地處山坳的石墻院，除收拾楊魯丞遺著外，重要是想有個寧靜的落腳點，便于收拾他在獄中就著手著作的《小學問字教本》。從字面看，《小學問字教本》不難曲解為一本深刻的兒童識字講義，實在否則，它是擁有中西文明很高素養、特殊是國粹雄厚基本、博學多聞的陳獨秀最后一部學術力作，是總結我國幾千年和他幾十年來文字研討的一項主要學術結果。所謂“小學”，就是研討文字的學問。此書名為“教本”而非“講義”，一字之差，是有其意圖的，這是有興趣為中小學教員普及公民文明教導供給的講授底本，學術性雖高，但目標在于適用。書稿送審一年九個月，終極教導部部長陳立夫以為“小學”二字不當，親身致信陳獨秀商請修改書名。
不料陳獨秀一口拒絕，說“一字不克不及動”，還把預付的2萬元巨款所有的退回。實在，此時的陳獨秀已貧病交集、生涯拮據，多么需求這筆錢過活。可他硬是所有的退還了這筆預付的稿酬。這就是陳獨秀的文人時令和堅強性情。
陳獨秀佳耦在江津的生計，一靠自給自足，包含自種土豆、典當首飾和賣文賣字。他的詩、文、書法都屬一流，常靠寫文章賺取稿費。為補助生涯，佳耦倆還在院墻后門外空位種過土豆。潘蘭珍為生涯所迫，常避陳獨秀往典當首飾，連柏文蔚1939年冬來探望時贈予的皮袍子也當了。二靠伴侶救濟，但他歷來不收不明不白的捐贈和嗟來之食，重要接收貼心老友和北年夜同窗會的捐贈。
有兩種人的錢陳獨秀果斷不收。一是公民黨高官的錢不要。時任公民黨中心秘書長的朱家驊贈陳獨秀5000元，這在那時是筆巨資，被陳獨秀以“卻之不克不及，受之無愧”謝絕。羅家倫、傅斯年曾送一些錢給陳獨秀，但陳果斷不收，并說：“你們做你們的年夜官，發你們的年夜財，我不要你們的施舍，不要你們的接濟。”說得羅、傅二人相當為難。后朱家驊又給陳獨秀送過一張5000元支票，被陳謝絕后，朱又托張國燾轉交，仍被陳謝絕。二是叛徒的錢不要。任卓宣已經交流是中共晚期黨員和高等干部，1928年被捕后反叛，后來做到公民黨宣揚部副部長。他曾給陳獨秀寄往200元年夜洋，陳獨秀叫人按舊址退回。張國燾托鄧學稼寄贈，陳獨秀也是拒收，并致函鄭學稼說：“卻之不恭，受之無愧，以后萬為我辭。”還在信中特殊吩咐：“請國燾以后不要多事。”張國瑜伽教室燾對此只好悻悻然：“仲甫師長教師老是這般。”對于捐贈，陳獨秀自有他的準繩。他曾對鄧仲純說：“這些人的錢是不克不及收的。我寧愿餓逝世，餓逝世！收了他們的錢，長短多。”這是典範的中國文人風骨。
陳獨秀去世后，《時勢新報》《新平易近報》都對暮年的陳獨秀頒發評論，說他“畢竟是一個操守者，由於我們還獲得了他身后蕭條的新聞”。
在貧病交集中往世
陳獨秀暮年固定的經濟起源重要是北年夜同窗會每月300元的贊助和他在《時勢新報》編緝每月160元。看起來數字不小，但時局騷亂，物價飛漲，這兩筆錢即便能按時收到，也只能是無濟於事，聊勝于無。對此情形，陳獨秀在給友人的信中說道：
“數月以來，物價飛漲，逾于常軌……今移至城中月用三百元，尚不及一年半前每月用三十元之餘裕，當時一斗米價只三元，此刻要七十元。”
面臨艱巨的生計，陳獨秀舊日老友紛紜伸出援手。陳獨秀謝絕政治奉送，但對伴侶的贊助，仍是以感謝之心收納的，如章士釗、蔡元培、胡適、薛農山、包惠僧、趙元任、段錫鵬、鄧仲純等浩繁新老伴侶，進川后新結識的公民黨青年軍官楊鵬升也常救濟他。據北京年夜學陳明遠傳授考據，從1939年9月至1942年4月，楊鵬升先后救濟陳獨秀2200元，并以別人名義救濟2300元，外加其他什物。對于這些完整出于小我友誼的捐贈，陳獨秀常常心存感謝，總想著回饋。他給楊鵬升回信達40封，此中一封寫道：心坎極端不安，卻之不恭受之無愧。這些捐贈在那時給了陳獨秀很年夜的輔助。
陳獨秀落腳石墻院，1941年8月家里曾被小偷幫襯過。小偷能夠認為良多名人來造訪陳獨秀，他必定是個富戶。誰知貧無立錐，小偷偷走了衣被十余樣、《小學問字教本》手稿和洽友楊鵬升贈予的“獨秀山平易近”陰文印章。本地差人很快破結案，唯文稿和友人送的印章沒有追回，陳獨秀很是痛心。友人撫慰他時，他老是風趣地說：“這竊賊也真大雅啊！”但也感歎“甚為惋惜”。
進進1942年，陳獨秀因年事已年夜，心境欠好，吃飯早一頓晚一頓、熱一頓冷一頓，胃病、高血壓、心臟病等疾病日益減輕。其間生病多由鄧仲純（留學德國的大夫）為他任務診治，也有其他大夫為他任務治過病，有時他也應用平易近間草方自治。1942年5月23日，曾代表陳獨秀餐與加入過中共一年夜的包惠僧來看望陳獨秀（一說來看望的不是包，而是包的夫人夏松云和張國燾夫人楊子烈），老友重逢，他很是興奮，午時吃了四時豆燒肉，惹起胃病復發，臥床不起，潘蘭珍延請多位大夫登門治療，但一向沒有顯明的後果。
陳獨秀自知不久于人世，開端交接后事。他向受北年夜同窗會委托、追隨照料他多年的北年夜先生何之瑜交接：“我逝世之后，凶事從簡，也不要登報。”并說：“小兒松年早已分家自力(時在一中學任職)，夫人家中無親人可依附，安心不下，請你務必多多看護。并要囑夫人今后一切自立，生涯務自立，我在南京獄中，伴侶贈我的五個顯德四年古瓷碗，留給蘭珍。后事摒擋后，稿費若有多余，也留給她一部門……”話未說完，心臟病突發，挽救有效，與世長辭，時為1942年5月27日晚9時40分，享年63歲。除夫人潘蘭珍、三子陳松年佳耦、孫女長璋、長瑜以及侄孫長文等支屬外，另有包惠僧、鄧仲純、何之瑜在側。
陳獨秀往世后，衣裳、棺木與墳場等均由鄧蟾秋叔侄援助，社會各方多有支撐。捐贈和賻儀總數為33750元，付出38753.01元，超支5000元，由北年夜同窗會撥付。棺木于6月1日下戰書埋葬于江津年夜西門外鼎山麓康莊，墳場也是鄧蟾秋募捐。1947年6月，按照陳獨秀遺愿，陳松年雇傭一艘年夜船順江而下，將陳獨秀的棺木運回老家安慶，與原配夫人高曉嵐合冢埋葬于安慶城北十里展鄉葉家沖，即明天的“陳獨秀墓園”。從1913年“二次反動”掉敗自願分開安慶，時隔34年后陳獨秀終于飲水思源。而江津的陳墓舊址也于1989年由江津縣在原墓址照原樣修復，2012年由重慶市江津區在陳獨秀去世70周年之際對“陳獨秀故居”停止年夜範圍重建，作為重慶市主要的愛國主義和白色文明教導基地。
中國共產黨沒有忘卻陳獨秀
中國共產黨一向沒有忘卻困居江津的陳獨秀。陳獨秀有所不知的是，1938年9月黨的六屆六中全會停止了王明在黨中心的引導位置，確立了毛澤東的現實魁首位置，王明、康生歪曲陳獨秀“漢奸”之事，現實上曾經煙消云散。黨中心也未忘卻這位在黨的汗青上作出過主要進獻的老引導、老先輩。
當陳獨秀生病臥床之際，時任公民當局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、中共中心南邊局書記、中共駐重慶公民當局代表周恩來，在辛亥元老安徽人朱蘊山陪伴下，到江津看望了陳獨秀。《成都晚報》記者吳塘對此次看望作了具體記錄：
周恩來在朱蘊山陪伴下，一走進石墻院，一股凄涼蕭索之氣向他襲來，不由一陣心酸。走進房門，只見陳獨秀手捂著胃，停坐在一張木床上……周恩來親熱地問道：“獨秀師長教師，久違了，你好！”朱蘊山接著說：“獨秀師長教師，恩來在百忙中，特意從重慶來探望你。”陳獨秀說：“恩來、蘊山，你們好！你們來探望我陳某，不堪感謝。”陳獨秀吃力地要支持起來。周恩來走到床邊與陳獨秀握手，說：“獨秀師長教師，你就靠著，不要起來。”陳獨秀握著周恩來的手，心頭一陣潮涌，不由眼睛含混，舊事涌上心頭。
周恩來此次造訪，再次勸告陳獨秀，盼望他廢棄小我偏見與執拗，寫個檢討回到延安往。陳獨秀說：“年夜釗逝世了，延年逝世了……除周恩來、毛澤東，黨中心沒有我靠得住的人了。我也落后了，年事也年夜了，中心閉會，我怎么辦呢？我這小我又不愿被人牽著鼻子走，我何須弄得大師無成果而散呢。”
毛澤東在黨的三年夜上曾遭到陳獨秀公然表彰“只要湖南的同道可以說任務得很好”，并因此初次進進中心引導層。1936年在陜北，他又說陳獨秀對本身的影響跨越其他任何人。1945年4月21日，在陳獨秀病逝3周年前夜，曾經確立中共中心魁首位置的毛澤東在黨的七年夜準備會上作《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年夜會的任務方針》的陳述，談到陳獨秀時說：“他是有過功績的。他是五四活動時代的總司令，全部活動現實上是他引導的……五四活動替中國共產黨預備了干部。阿誰時辰有《新青年》雜志，是陳獨秀主編的。被這個雜志和五四活動警醒起來的人，后頭有一部門進了共產黨，這些人受陳獨秀和他四周一群人的影響很年夜，可以說是由他們聚集起來，這才成立了黨。發明了黨……有功績。”
進進新時期，習近平總書記高度評價陳獨秀對于中國共產黨創立的主要進獻。2013年10月21日，習近平在歐美同窗會成立100周年慶賀年夜會上的講話中指出：“汗青不會忘卻，陳獨秀、李年夜釗等一批具有留學經過的事況的進步前輩常識分子，同毛澤東同道等反動青年一道，鼎力宣揚并積極增進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工人活動相聯合，創立了中國共產黨，使中國反動面孔為之一新。”2019年9月18日，他在觀察原鄂豫皖蘇區依據地時指出：“黨的開創人陳獨秀、李年夜釗，中共‘一年夜’代表董必武、陳潭秋等親身領導了這里的建黨運動，徐向前、劉伯承、鄧小平、李先念等老一輩反動家在這里留下了戰斗萍蹤。”
在陳獨秀生日140周年之際，中共中心黨史和文獻研討院第二研討部在《中共黨史研討》2019年第10期頒發《留念陳獨秀生日一百四十周年》長文，在充足確定1927年以前的陳獨秀“新文明活動的精力魁首”“五四活動的總司令”“馬克思主義的重要傳佈者”“中國共產黨的重要開創人”“中國共產黨晚期的重要引導人”五年夜汗青位置后，對他的暮年也賜與了客不雅的評價：“他是中國近代汗青上特殊是中國共產黨晚期汗青上的杰出人物，也因其平生有過很多變更而成為復雜的汗青人物。他由一位叱咤風云的反動者、晚期的馬克思主義者、中國共產黨的魁首，轉而接收托洛茨基主義，后來固然離開托派，但終極沒有回到馬克思主義的軌道下去。這是他的人生喜劇。”這個評價是腳踏實地的。
終其平生，陳獨秀是一位巨大的反動瑜伽教室家、思惟家和巨大的愛國主義者，即使在其行將就木的最后歲月也是這般。
老伴侶蔡元培曾言：晚世人格之美者，莫過于陳獨秀。
此言信然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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